2015年02月15日17:48 來源：文學報 作者：張瀅瑩 點擊: 次
韓少功、馬原、何立偉、格非、劉恒、徐星、葉兆言、孫甘露、陳村、吳亮、黃子平、禮平、程德培……這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活躍在文壇的“新銳”作家、評論家 如今早已功成名就，他們之中有人仍在寫作現場，有人以其他藝術形式延續著原本對于文學的癡迷，有人則漸起“歸隱山林”之意。
10月24日，在 上海思南文學之家由《上海文化》雜志社主辦的座談會上，他們以文學的名義重聚，談論“作家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作家”。“很佩服吳亮，搞了一個老干活動中心， 給我們大家送送溫暖。來了一看，白頭發的多。這樣一個時代正在過去，現在我們肯定站在越來越遠離時代主流的境況之下。在這個境況之下談歷史，有很多感 慨。”韓少功自我調侃道。
寫作之外，作家都在干什么？
“每天6點40分鬧鐘一響就起床，老婆送孩子上學，我掃院 子。我現在過起了有自己魚塘的生活，每天喂雞喂狗，還想養一點鵝和竹鼠，每天很開心。”講起自己的生活時，馬原很滿足于現在山野農夫的身份，并學會了與這種詩意和充滿哲學意味的簡單生活相處：“一個會讀書、懂讀書的人面對自然、面對山野、面對日月，那種單調的，事實上充滿哲學的生活。每天看到是自然本身，每天看到是形而上本身，這種生活非常奇妙。有一點冷清，但是無限美好，非常之美好。我甚至都在想，也許有一天我會寫一點人和自然的思考之書，我想這一輩子 至少會有一兩本這樣的書。”
自己種菜種樹的，除了馬原和禮平，還有韓少功，他在《山南水北》里把這種對于自然鄉情的眷戀早就如實刻畫下來，這 也是他擁有讀者最多的作品：“我的書讀者面比較窄，從來不是暢銷作家，但這本書有很多讀者，很多從不關心文學、甚至是時尚小資的人群，他們全部生活在城 市，而真正農村里的農民也許對這書并沒有什么興趣，這其中的精神現象很值得琢磨。”
對于他們共同擁有過的“80年代”，韓少功的感言是：我們 這些人，真的很幸運。———“作家的歷史有兩種，一種是革命性階段的歷史，比如完全挑戰我們現有的對科學的、對世界的、對宗教的、對生活幸福各種看法，包括對文學藝術的看法，完全出現全方位的革命和轉型，這種時期可遇不可求。實際上，更多的歷史時段是體現在一種沒有革命的時期，只是一種現在某些規范的延續 延伸。我們下一步面臨的就是沉悶的時期，在這個時候要有一些思想準備，我們能做的可能非常有限，但是還要勞動，還要工作，還要干點活。”
曾以 小說 《無主題變奏》 激起上世紀80年代文壇各種討論和激辯的徐星則早就轉向了紀錄片的拍攝。“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，為什么從前寫小說，現在去拍紀錄片了。我的回答只有一個：其實我沒離開，我還在做，現在做的是可視文學。文學對我來說，不過是換一個載體，我不是一個拍事件的人，我要求自己拍的所有東 西要有細節、有人物，最好有故事。以前是用筆寫，現在是用鏡頭在寫，能發掘出很多的感知，樂趣無窮。”
如今，大眾記得的劉恒不再是作家，而是 《菊豆》《大路朝天》《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》等劇的編劇，自嘲“在劇本行業取得江湖地位”的他用種地來比喻如今的寫作現場：“如果把土地分成十份，在80年代有5份留給我們播種，而且這塊土地沒有經過太多耕耘，很肥沃很濕潤，一撒上種子就長。現在的土地留給你播種的有多少？給文學又留了多少？整個土地可能在邊邊角角留一些地方。”雖然坦言自己連莫言等老友的作品都已經不讀，但劉恒對于文學的情感并沒有改變：“不管科技和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，文學永遠有意義。因為文學而聚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們就是同一個宗教的人，一個種族的人。就算喜歡文學的人越來越少，我們仍是一個文學家庭的人。我們在肉體血緣上沒有關 系，但是我們在精神血緣上是有共同血緣的人。”
近期正在舉行30年創作個人展的何立偉則從文壇跨界至“藝術圈”。在預展時，他一邊“自我考 察”一邊感慨：“在這其中我看見了時間，而且看見了時間中的情感，文學就是一種很富有情感的東西。現在的文學越來越邊緣，越來越喪失讀者，很多作品并沒有提供歷史的———那種既是個人的、又是集體的記憶，而是就一些公共題材編一些故事。比如現在暢銷的官場小說、勵志小說、職場小說，這些快餐文化可以快速致 富，但是進入不了閱讀歷史記憶。以文學留住時間，文學留住記憶，是一個作家對歷史負責的一種態度。”
與歷史同步，還是做旁觀者？
“從整體上來講，鄉村社會已經結束，或者正在快速結束的過程中。”面對當下，格非的認識冷靜而清晰，“我有鄉村生活過往，而這個生活現在很多人并不了 解。這對包括我在內從鄉村出來的作家而言變成了非常大的障礙。我們的祖祖輩輩世代生活在村莊，講述村子里發生的事，有些事已經講了幾百年，在這樣的生活狀況下處理時空的關系，這是我們特別愿意表達的，也是中國文化的根基。在處理時間與空間的問題上，仍會通過一個結構來描述時間變化，比如通過典故、引述等方 式提到過去的事件，這種中國文化的歷史性正不斷往前走，這個過程直到今天仍然有效，但這個過程正在結束。”
在格非看來，而今，作家們面對的則 是作品碎片化、同質化的狀況。“現在的讀者和學生需要的是具體的事物，什么色彩，什么東西，不需要非常漫長的歷史講述，但如果把時間取消，等于把意義取 消，意義和時間聯系在一起，和價值聯系在一起。如何面對這樣的歷史過程，目前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問題。”
曾與陳平原、錢理群長談“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”的黃子平對于作家與歷史的話題也頗為感慨：“人和歷史的關系只有兩種，一種和歷史同步，跟著歷史走，順流而下，另外一種想要做歷史的旁觀者，袖手旁觀，最后還是卷到歷史里面。作家和歷史的關系，是不是只有那兩種可能性：要不‘與時俱進’，要不袖手旁觀？”在他眼里，也許仍有別種選擇———既卷入里頭，同時把這個時代的種種矛盾在自己身上活出來。“因為文學和寫作其實是某種逃避，說到底是對歷史的逃避，寫作把現實變成非現實，變成文字。這種逃避其實是開通一種通道，通過這種通道通向非歷史，或者通向某種瞬間，通向某種永恒。文學最重要的，是找到一條逃避歷史或者從熊熊大火中走出來的一個安全的防火 道，從歷史中逃出來。”
面對由于閱讀方式更改而改變的文學環境，陳村早已察覺：“工具的改變，改變了某種文學邏輯，并形成了對文體的破壞。如 今變成了敘事文學一家獨大，類型文學一家獨大，對于現在的讀者來說，那些才是主流。在這些情形下，我們這些‘支流’怎么形成？”他自嘲地說：“當然我們可 以堅持，可以做‘竹林七賢’，但新技術深刻影響了文學生產、流通和消費的整個過程，也許對這些興高采烈的年輕人來說，他們才是熱愛文學的，咱們已經不算 了。”
“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，好像在歷史上，在宇宙中間旅行有一個時間窗口忽然打開。而這一批人因為時間窗口的打開，一下子被歷史拋了出 去。”孫甘露的感慨更有一種科幻的意味，“在歷史過程中看，這一代作家的寫作對歷史究竟起到了什么影響？這一代作家又究竟如何看待自身？現在好像另外一個 時間窗口又打開，這些人是不是會重新回來？最重要的是歷史，對置身其中或者剛剛過去的歷史的認識。”